单从时间上看，疑古派（又称古史辨派）的做法是将中国古史砍掉一半、打个对折。

当然在我们看来，孔孟时代的儒家，可称为被压迫的儒家。方克立先生和《原道》一批学者的分歧，不是所谓儒门内部的分歧，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大陆新儒家之间的分歧，是外战不是内战。

当代新儒学在朝在野的问题 有人说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最大的一点不同是处境的不同，儒学在大陆并非在野。我们看《尚书》其中只有先王、智者的记录。大陆新儒家称原初儒家是政治儒学，失之颇偏，难道先秦儒学所展示的孝道仅仅是治道方式吗？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先秦学术是在先王的治道经验基础上，向下筑基的。把兼爱的实现建立在遵守通义的基础上。当政治儒学失去了自己固有的道统坚守，而随附时代潮流去拼贴所谓中国特色、文化本位、普世价值的时候早已失去自己应有的价值。

港台新儒家与大陆新儒家因各自学术路径、方法论范式、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所引发的这场思想界论战影响深远。若说局限性，恐怕主要受制于平衡儒家知识层与统治者之间的潜规则：尊孔。例如，在《五帝本纪》中，他认为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是黄帝的子孙。

四是为引领内乡、欲观中国者如大宛立传。非足行而人辩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诚也。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文翁兴学即为显例。

据史书记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到董仲舒向汉武帝献对策时，正好接续并发挥这一精神，进一步对儒家大一统思想做了全新的、深刻的、淋漓尽致的诠释，这种诠释非常符合武帝欲以一统天下而求四海宁谧的政治愿望，因此深得武帝认可，从而为儒学登上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创造了良好时机。

[23](P.611) 不难看出，他们秉持儒家传统的教化思想，对用夏变夷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他们认为只要统治者推行仁义、施行德政，就能实现用夏变夷的目标，构建起华夷一体、中国与边境合一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22](P.622) 大夫曰：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面对汉王朝仍然未能完全实现大一统的现实，汉武帝颇感忧心，在诏书中毫不保留地流露出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15](P.173)的担忧之情。鉴于当时的民族情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首足呈倒悬之势，故贾谊在对待匈奴问题上主张实行德战，并建议统治者利用三表、五饵①等策略将匈奴纳入汉王朝的统治体系，使之成为唯上之令的臣民，这样才算实现他所谓的华夷一体。

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时期的儒学改造对中华传统民族观的正式确立和发展意义非凡。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②无论哪种，都是司马迁坚持大一统民族观的结果。可以说，秦汉两代大一统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促使老百姓对汉代民族关系的认识越来越具体化，一方面也强化了老百姓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因此他们才会在铜镜铭文中明确表达企盼国家安定、强盛与繁荣的美好愿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大一统民族观和国家观的深刻内涵在武帝的政治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二是为愿意纳职贡者如南越立传。

二、儒家大一统民族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和践行 汉武帝在位期间，中原王朝周边民族政权众多、民族情势复杂。巴蜀民大惊恐[20](P.2577)，武帝乃派相如出使西南夷责唐蒙，相如发布了《谕巴蜀檄》的公告，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本意。他们既是儒者又是官员，身兼文化使者和行政官员两种职责，为儒学的广泛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铜镜对古人而言，既神圣又神秘，人们往往把心中最美好的理想、愿望和信念都写在上面。因为以天子为首自然就意味着华夷一体，显然，这里只是强调天子是五方之民的共主，并无在华夷中间划分等级的意思。在《越世家》中说越人是禹的后代。

在文中，他盛赞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记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大一统的民族观，对中华古代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4](P.3116)孔子后学所到之处虽无法一一考证，但儒学开始从齐鲁之地向卫、陈、楚、西河甚至更远更广泛地区辐射和传播是毫无疑问的。在《西南夷列传》中说滇人是楚庄王的苗裔，等等。

从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叙述来看，他为少数民族立传无非基于如下四种情况：一是为因患害中国欲设备征讨者如匈奴立传。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

在《楚世家》中说楚人是颛顼的后代。陆贾以与高祖刘邦展开马上得天下和马上治天下的雄辩而著称于世，他借辩论之机向高祖大肆宣扬儒家的治世之道，要求高祖行仁义，法先圣[3](P.2699)，明确提出表定六艺，以重儒术[4](P.383)，可谓董仲舒之前赋予儒家思想崇高地位的第一人[5]，后人亦称陆贾之《新语》开启贾谊、董仲舒的思想、成为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先声。相如出使之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为用，大臣亦以为然。而在董仲舒说服武帝罢黜百家、独树儒家一面思想大旗的过程中，大一统思想成为他的一张王牌。

北方有强大的匈奴，西北有车师、乌孙、大宛和大月氏等政权，东部地区有东瓯等政权，东南有闽越等政权，西南有南越、昆明夷、夜郎等政权，东北有朝鲜等政权。除了文翁这样具有深厚儒学涵养的地方官员在儒学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外，那些本身就生活在边远民族地区后来成为儒学大家的儒者同样也发挥着重要的儒学传播功能。

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何谓大一统？《公羊传》进一步阐释为：大一统也，解云：所以书正月者，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因奉命成功安抚巴蜀民，武帝又拜相如为中郎将，招抚今西昌、汉源、茂县一带的邛、笮、冉、駹等少数民族。武帝即位之初，东南边疆局势严峻，面对闽粤发兵围攻东瓯和南越，武帝毅然派兵解救，顺利解决了东南边疆问题，不仅为武帝征伐匈奴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坚定了武帝一统天下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思想的统一往往是以特色的泯灭为代价[2](P.216)，董仲舒看似强烈要求武帝罢黜百家，实际上在改革中却兼容了各家，使各家界限日益淡化，最终使儒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获得几近独尊的地位，成为封建国家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汉初接秦之敝，与民生息，黄老之道尤为兴盛，儒学虽然获得了较之于秦代宽松得多的发展空间，但是要想获得大发展可谓困难重重。当然，只有到董仲舒完成儒学改造、使儒学从思想领域走向政治领域以后，儒学才更加具备了自上而下地向全国广泛传播的条件与可能。笔者认为，尤其是第一种方式，对于儒学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范围内的有力推行和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少数民族立传，开创了正史为少数民族政权立传的先例，确立了少数民族自古皆为祖国大家庭一员的书史传统，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关于董仲舒思想、主张和学说的各类记载表明，董仲舒一直坚信天下归于一的理论蕴藏于儒家学说中，可以说这也是他在武帝面前极力推崇儒学并能够顺利完成儒学改造的一种学术自信的表现。

不难看出，无论是对夷夏关系的整体认识还是对汉匈关系的个体分析，贾谊的民族思想始终体现出儒家民族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即一方面主张华夷一体，一方面又强调华夷有别。陆贾一生中曾两度出使南越之地，成功说服南越王赵佗归附汉朝、称臣于汉，在促使民族和解、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中，他成功地实践了儒家以仁为本、怀来万邦的民族观。

在《殷本纪》中说契是帝喾次妃所生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